“事如春夢了無痕”的意思及全詩出處和翻譯賞析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翻譯及注釋

翻譯
　　春天的東風還不肯吹進東面的城門，我和你們二人已經騎著馬出城去尋找去年我們游玩過的村落了。人就好像秋天的大雁一樣，來去都會有音信痕跡可尋。可是往事就好像春天的一場大夢一樣，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讓我們去江城邊上的酒館，喝上三杯酒家自釀的好酒吧。這里的民風淳樸，鄉間的老人會用飽經滄桑的臉孔上溫暖的笑容來歡迎你的。我們已經約定了，每年春季的時候都要出東門踏青，所以，我的老朋友們啊，你們就不必因為此事擔心掛念了。

注釋
①這首詩出自《蘇軾詩集》卷十二。1079年（元豐二年己未），蘇軾四十四歲。由于他一直對當時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持反對態度，在一些詩文中又對新法及因新法而顯赫的“新進”作了譏刺，于是政敵便彈劾他“作為詩文訕謗朝政及中外臣僚，無所畏憚”。八月十八日，蘇軾在湖州被捕，押至汴京，在御史臺獄中關押四個月后獲釋。這年十二月，蘇軾被貶為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在州中安置，不得簽署公文。他于第二年二月一日到達黃州，寓定惠院。五月二十九日，家人也遷到黃州，于是遷居臨皋亭。1081年（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訪陳慥，潘丙、古耕道、郭遘將他送至女王城東禪院。1082年（元豐五年），蘇軾四十七歲。他于這一年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人出城尋春，為一年前的同一天在女王城所作的詩寫下和詩。1083年（元豐六年）又有和詩。女王城在黃州城東十五里。戰國時期，春申君任楚國宰相，受封淮北十二縣，于是有了“楚王城”的誤稱。
②“人似”句：紀昀評：“深警。”有三層意思，一層指前一年之事，前一年之人；二層指這一年之人，前一年之事；三層說人生當重人不重事，事情經過以后就不須提，而人有情有信，且常變常新，所以要重人。
③“江城”句：釅，原指味濃，這里指酒的味道醇厚。這一句俱見人情，亦是“道人不惜階前水”之意，平淡有味。
④故人，意謂朋友們不用可憐他的貶斥而設法把他內調。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賞析

　　作者寫這首詩時，來到黃州已兩年了，烏臺詩案的駭浪已成往事，詩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卻無法擺脫。《初到黃州》就自找樂趣：“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后又自尋精神寄托，手抄《金剛經》，又筑南堂，開墾東坡；得郡守徐猷庇護，訪游近地，與漁樵相處。至黃州后續有新交，詩酒唱和。詩題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黃州朝夕相處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蘇軾去岐亭訪陳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過一首七律。一年過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詩人心境蕩漾。起句是據前一年所感的設想。“東風”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東風”這位信使就先自東門而入；此時，蘇軾卻一點感覺也沒有，他想，恐怕是“東風未肯入東門”吧。至于為什么“未肯入東門”，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記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門”，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搖村”。就在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時節，渴望春意的詩人主動“出郊尋春”了。他是舊地尋春，又是“走馬”而去，所以次句說“走馬還尋去歲村”。

　　接下去不寫尋春所獲，卻宕開一筆，忽出警句：“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紀昀評價說：“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鳥，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動。鴻雁南來北往，即使年年如此從不懈怠，在瞬息萬變的宇宙中也不會留下什么痕跡。人之如候鳥，正在于此，只不過人間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復雜得多；但同樣，人因有感而動，其中一切經歷、一切思緒，也只如春夢一般，時過境遷，了無痕跡。蘇軾之所以有“人似秋鴻，事如春夢”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過烏臺詩案的沉重打擊，又正在貶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戀和煩惱，都強自推向“春夢了無痕”的虛無境地，以解脫失意中難以消除的痛苦。紀昀評所謂“深警”，說的就是此意。這是就三、四兩句本身來說。若就它在全詩中的關合來說，則妙在虛實離即之聞。“人似秋鴻”，實接首聯；“事如春夢”，反照下文。把人生進取、政治抱負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曠達、出郊尋春之舉，于是才有下邊四句所表達的春游之樂。它看似游離，實為全詩的關鍵所在。

　　“江城”指位于長江北岸的黃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溫和的野老蒼顏，既可具體指這次春游的歡聚暢飲，也可概括蘇軾在黃州的生活樂趣。總之，他是以此為樂，甚至要以此為歸宿了。前一年訪故友陳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頭；這一年出郊尋春，又有潘丙、郭遘為伴，酒醺顏面。山水自然之樂，人情樸野之純，完全可以驅除那些煩惱的往事，也完全可以沖淡甚至忘卻他當時的困厄。所以，詩的最后說：“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賦《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見棄，作《招魂》諷諫楚懷王，希望他悔悟，召還屈原（這一說法出自王逸《楚辭章句》，但經后人辨析，其說有誤）；蘇軾在這里借指老朋友們為他的復出奔走。最后兩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黃州過得很好，已和這里的朋友們約定每年作此尋春之游，你們不必為我的處境擔憂，也不必為朝廷召我還京多操心。

　　蘇軾“奮厲有當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堯舜，此事何難”。但在神宗、哲宗兩朝黨爭中幾經起落，而其“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唯已之是信”（馬永卿《元城語錄》），又從不“俯身從眾，卑論趨時”（《登州謝宣詔赴闕表》），遂使他一生陷于無邊的災難之中。蘇軾對待歷時三十年的災難，總的態度是“隨緣自適”，但各個時期又有不同。剛開始的時候，他赴密州途中說過“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沁園春》詞）的話，那時還有還朝的愿望。烏臺詩案中他自料必死無疑，誰知未死。而貶去黃州，恍如隔世；經過這一次打擊，“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他在黃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覺“不可勝悔”，“今雖改之，后必復作”，不如“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黃州安國寺記》）再從他在黃州的詩詞文賦和種種活動看，他對起復還朝已失去信心。因此，這首詩的結尾兩句，不是牢騷，不是反語，是一種真情實感。蘇軾在黃州寄情詩書山水，寄情新交故舊，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異于失意文士的消極避世。他的畫像自題詩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澹州。”也不應看作牢騷反話。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時，總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這是他度過一切災難的精神力量。他臨死時對兒子說：“吾生不惡，死必不墜。”人們敬仰他、紀念他，一個原因是他的詩、詞、文、書、畫五藝俱絕，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腸，一種開闊曠達的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