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經邦正要渠”的意思及全詩出處和翻譯賞析

送范德孺知慶州賞析

　　這是一篇送人之作。范德孺是范仲淹的第四子，名范純粹。他在1085年（元豐八年）八月被任命為慶州（治所在今甘肅慶陽）知事，此詩則作于1086年（元祐元年）初春。慶州當時為邊防重鎮，是北宋與西夏對峙的前哨，環慶路的轄區，相當今甘肅慶陽、合水、華池等縣地。范仲淹和他的第二子范純仁都曾知慶州，并主持邊防軍政大事。所以詩就先寫范仲淹和范純仁的雄才大略，作為范德孺的陪襯，并寄離勉勵之意，最后才正面寫范德孺知慶州，揭出送別之意。全詩共十八句，每段六句，章法井然。

　　詩一開始就以縱論軍國大事的雄健筆調，寫出了其父范仲淹的才能、業績和威名，有高屋建瓴的氣勢。“塞垣草木識威名”，用翻進一層的寫法，極寫范仲淹的名震邊睡。草木為無情之物，原本談不上識與不識，此時草木都能識，足見其聲威之盛。草木尚能如此，人則更不待言。所以透過草木，實是寫人。同時這一句也是用典：唐德宗曾對張萬福說過：“朕以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舊唐書·張萬福傳》）據史載，1040年（康定元年）范仲淹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第二年，徙知慶州，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他在主政期間，功業卓著，“威德著聞，夷夏聳服，屬戶蕃部率稱曰‘龍圖老子’”（《繩水燕談錄》），人稱為“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名臣傳》）。因而這一句是對他功業威名的高度概括。接著寫其杰出的軍事才能。“敵人開戶玩處女”一句用《孫子·九地》語：“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后如脫兔，敵不及拒。”以此形容宋軍鎮靜自著，不露聲色。“掩耳不及驚雷霆”，則寫迅捷的軍事行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這里用“驚雷”代替“脫兔”的比喻，表現出黃庭堅對典故的改造與化用。《晉書·石勒載記》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說，《舊唐書·李靖傳》也說：“兵貴神速，機不可失……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驚雷”對“處女”，不僅有動靜的對比，而且更加有聲有色，形象的反襯更為鮮明。這兩句詩是范仲淹用兵如神的真實寫照。如他率兵筑大順城，“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于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歐陽修《文正范公神道碑銘》）接下二句又是一轉：范仲淹不僅是杰出的統帥，更是治國的能臣。“平生端有活國計”就是贊揚他的經邦治國的才能，“百不一試”，即還未來得及全面施展，就溘然長逝，沉埋九泉了。這兩句也是寫實。1043年（宋仁宗慶歷三年），范仲淹入為樞密副使，旋為參知政事，推行了一系列刷新朝政的措施，史稱“慶歷新政”，但只一年多即遭挫折而失敗。

　　第二段寫范純仁。“兩持慶州節”，指1074年（熙寧七年）及1085年（元豐八年）兩度為慶州知州。“騏驎地上行”襲用杜甫的詩句“肯使騏驎地上行”（《驄馬行》）。騏驎是一種良馬，《商君書·畫策》：“騏驎騄駬，每一日千里。”馳騁廣野的千里馬正用以比喻范純仁。“潭潭”二句寫他戍邊衛國的雄姿。“潭潭”，深沉寬廣，形容他的統帥氣度，如臥虎鎮邊，敵人望而生畏，不敢輕舉妄動。“邊頭”一句則寫他的惠政：勸民耕桑，撫循百姓，使他們生兒育女，安居樂業。同上段的中間二句一樣，這兩句也是一個對比：對敵人有臥虎之威，對人民則具長者之仁。“折沖”一句承上經略邊事之意而來，是活用成語。《晏子春秋》：“夫不出尊俎之間，而折沖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原指在杯酒言談之間就能御敵致勝于千里之外，此處用以指范純仁在邊陲遠地折沖御侮，應付裕如。但下句一個轉折，又把意思落到了經邦治國之上：范純仁雖富有軍事韜略，但治理國家正少不了他。

　　第三段歸結為送別范純粹，臨別贈言，寄以厚望。“妙年”一句承接上面的“父兄”而來，銜接極為緊密。“春風”二句描寫儀仗之盛、軍容之壯，幕下諸將士氣高昂，期待著秋日草枯，好展露鋒芒。王維《觀獵》：“風勁充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所謂“射獵”有時常用以指代作戰，如高適《燕歌行》：“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照理，順著此層意思應是希望戰績輝煌，揚威異域。但是詩意又一轉折：不要追求智名勇功，只需對“羌胡”略施教訓即可。孫子曾經說過：“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折箠”，即折下策馬之杖，語出《后漢書·鄧禹傳》：“赤眉來東，吾折箠笞之。”詩至最后，宛轉地揭出了詩人的期望：不要輕啟戰端，擅開邊釁，守邊之道不在于戰功的多少，重要的是能安邊定國。

　　至此，就表現出這首詩的立意與匠心了。詩中寫韜略，寫武功，只是陪襯，安邦治國才是其主旨。所以第一句就極可玩味，“知國如知兵”，“知國”為主，“知兵”為賓，造語精切，絕不可前后顛倒。“知國”是提挈全詩的一個綱。因而一、二段寫法相同：先寫軍事才能，然后一轉，落到治國之才。詩入突出父兄的這一共同點，正是希望范德孺繼承其業績，因而最后一段在寫法上也承接上面的詩意：由諸將的思軍功轉為期望安邊靖國，但這一期望在最后卻表達得很委婉曲折。盡管如此，聯系上面的筆意可知，如果直白說出，反嫌重復淺露，缺乏蘊藉之致。

　　這首送人之作，不寫依依借別之情，不作兒女臨路之嘆，而是發為論道經邦的雄闊慷慨之調，送別意即寓于期望之中。詩人如同在寫詩體的史傳論贊，雄深雅健，氣度不凡。這正表現出黃庭堅以文為詩的特色。這種特色還體現于獨特的語言風格方面。他以散文語言入詩，多用虛詞斡旋，大量運用典故成語，力盤硬語，造語獨特，使詩產生散文一樣的氣勢，好像韓愈寫的贈序，渾灝流轉。如“敵人”一聯，點化成語，別具一種格調，是未經人道之語。“平生”、“折沖”二聯都是十足的散文句式，古雅樸茂，“百不一試”連用四個仄聲字，奇崛頓挫，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這首詩的用韻也別具一格。它一反常用的以換韻標志段落的寫法，第一段用“名、霆、驚”韻，第三段用“須、枯、胡”韻，中間一段卻三換其韻，首聯、尾聯分別與第一段及第三段押同一韻，中間一聯則押仄聲的“虎”、“女”。全詩三段，句子安排勻稱，而韻律卻參差有變。